3—3﹒鈴木清一郎氏的五種說法
鈴木清一郎著《臺灣舊慣、冠婚葬祭と年中行事》，述及本島「道士」間所傳『瘟疫神的來歷』大體有五種。值得注意其中「第五種」除外，所有的『王爺數』全是三百六十。
現照錄鈴木氏《書》中本島的〈各種王爺傳說〉【註12】：【註12 鈴木清一郎《臺灣舊慣、官婚葬祭と年中行事》昭和九年臺北出版，頁五○六～五○八〈王爺に關する傳說の種々〉】
（一）明末有三百六十名進士，由於不願接受滿清統治而自殺。他們的靈魂昇天之後，都獲「玉皇上帝」封為『王』，並奉命回到「下界」視察人民的善惡。為此，『王爺居所』稱為『代天府』。於祭日扛「神輿」之巡迴，於他神言『繞境』，只有本神例外，稱『出巡』，或言『代天巡狩』。
（二）明初，有三百六十人一同坐船赴北京，參加『殿試』，不幸在福建海面遭遇颱風船沉，三百六十人全部溺死。他們的靈魂徘徊人間而不歸天，「皇帝」聞之，就分封所有人為『王』，並通令各地建廟奉祀。
（三）唐太宗（李世民）之時；「道士」張天師真人修業「道教」造詣深，有「神通力」能知過去及未來，又精通「咒法」，名聲高。「太宗」欲試之，便呼「天師」進京師。於殿中「地下室」，集合剛及第的三百六十名「進士」，命令吹笙奏樂。對「天師」言『寡人常為如斯怪異音響所惱』，問道『汝所聞之，是妖？是怪？』
「天師」率直答曰『別無怪處』。「太宗」更欲試之，問道『天師對此可有退治之法？』「天師」於「帝」前，拔長劍作「砍床椅」狀，施加咒法，其音響遂止。「帝」對此甚好奇，遣「侍臣」查看，「地下室」中的三百六十名「進士」悉數絕息。為此，「太宗」深憐無辜致死的「進士們」，又恐其「遊魂」變為「厲鬼」，遂賜予『王爺』封號，命天下到處祭祀。（※鈴木清一郎用語『唐の明王』，在「眾文出版社」全譯本《臺灣舊慣習俗信仰》，給馮作民譯成『唐玄宗』。前嶋信次文章指名是『唐太宗』。）
（四）祭祀秦「始皇帝」坑儒時，犧牲的學者。
（五）唐待有五名讀書人，當他們進京趕考時，途中住宿在某『驛站』。遇『疫神』數人在該處密議『下毒於井』，自某月某日起，要讓「疫癘」流行為害人民。讀書人聞此，向天祈禱，願犧牲自身，拯救人民苦難。五人遂都投井而死，人民也就不敢汲飲該井水，免除「疫癘」流行而得救。此五人之靈魂昇天為神，即是『王爺』。
可知法國祿是遒神父的第三群，與黃叔璥的傳說，及「鈴木氏書中的第三說」是同一系列。但「王爺數」由五變成三十六，更增加為三百六十。
3—4﹒《安平縣雜記》的說法
《安平縣雜記》書【註13】中，記載與「鈴木氏書中的第一說」大致相同的傳說，還有加料。事實上，所述意見都是，不具姓名的非實際存在人物。【註13《安平縣雜記》一卷，是「臺灣總督府圖書館」所藏『寫本』。根據市村榮〈臺灣關係誌料小解〉（愛書第十輯），「臺灣縣」自光緒十三年起改稱「安平縣」。光緒十八年纂修《臺灣通志》時，有出刊《安平縣采訪冊》記錄，其『傳本』今不見；有人說《雜記》恐是其一部。反正，這是追溯較「領臺年（光緒二十年）」更久遠事物的書，對知曉當時「安平縣（今臺南附近）」事情極便利。】
『臺地所謂王爺者，俗傳前朝有三百六十名進士同日死，上帝憐之，命血食四方，故民間有「代天巡狩」之稱。其實不然；如蕭王爺者，碑記謂漢之蕭何。大約古人正直為神，其名有不可考，概稱之曰「王爺」，沿漳泉舊俗也。』【「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」編印出版《安平縣雜記》頁21】
「蕭王爺」雖占「三百六十王爺」的領頭位置，這樣附會「漢之功臣蕭何」，不過全是「道士輩」強行。
又，從漳泉地方之舊俗，化為「神」者其名不可考時，雖概云『王爺』，並不像「歷史上人物」當「神」來奉祀那樣多。特別稱號『王爺』，姓名不詳者，並不是很多。假定是有，將這些集合起來有一百、二百，稱全儘是『瘟疫神』理由不明。總而言之，評論此事是需要雜駁評議的。
本來，在過往的「南支」，亦如臺灣地處熱帶、醫學幼稚。所謂『多瘴癘之氣』，一度「惡疫」流行，其勢令人顫慄。且一般民眾知識程度低，於此無智與迷信恣意跳樑的世界，很容易想像會有所謂的『瘟疫神』。故其後之「道士」製作種種傳說，也以種種姓名稱呼此等『王爺』，絕非歷史上的實在人物。假設有聯結到實在人物，也僅是牽強附會之說。
3—5﹒東石「慶福宮」王爺命名的實例
現顯示『王爺』如何命名之一例，在臺南州東石郡東石庄港乾厝的「慶福宮」，有奉祀「松王爺」與「金王爺」的民間故事。據說原本此廟「主神」是「松王爺」，「從祀」是「金王爺」與「太子爺」，根據鈴木清一郎氏之書：
『「松王爺」是祭祀「老榕樹」，（中略）奉祀木像是坐在椅子上的。昔日港乾厝東端是小高丘，於交雜繁茂的數株榕樹中，有棵突出高大的大榕樹。據云凡是取其枝、傷其幹者，立即腹痛至死，是有口碑不可思議的『神木』。然而，距今百三、四十年的乾隆年間，此『神木』竟枯死，村民憂慮之後會為此受懲罰，即以此榕樹之木材刻製木像，（中略），發展出祈求『除疫』極為靈驗的信仰』【註14】。很明顯這是『瘟疫神』，而「榕樹」即「臺灣松」，故稱其為「松王爺」。【註14《臺灣舊慣、官婚葬祭と年中行事》頁三七一～三七二】
此文談述的「榕樹」，樹齡長，其姿怪奇，臺灣南支方面屢屢視為神異，相關「傳說」極多數【註15】。【註15
榕樹怪異的相關傳說，在臺南附近多數，本文省去一一列舉，僅寫出其中之一。胡張政氏題〈榕樹〉一文，即是處理福建省南部的榕樹神怪傳說（廣東‧中山大學《民族》第六一‧六二期合刊「神的專號二」所收】
「從祀」的「金王爺」，是在距今六十餘年前，該地有一位叫做「何海」的『童乩』；某日，對當時年年該村東部遭受洪水之害，稱其受神託，言『若奉祀「金王爺」，即可獲拯救於洪水之難』。村民們請「雕刻師」刻製「金王爺」木像，並奉安於「慶福宮」，做為「從祀」。很不可思議，其後就不再蒙洪水之難。據說此「金王爺」甚靈驗，深得村民信仰【註16】。【註16《臺灣舊慣、官婚葬祭と年中行事》頁三七二】
依我（前嶋信次）的想法，奉祀免除洪水災難的「金王爺」，這與『五行思想』的「金生水」有關係。如此，遵照「水之本源是金」來祭祀，以免除水患，不也是迷信。但這只是我自己的想像。
反正，『王爺』名字大部分也只是道士、童乩等人的隨意作為。已判明名字的，如前述有百三十餘，概括稱時就說三百六十人，類似俗間『四百四病』的說法（指四肢百體的四時病痛）。三百六十王爺，要一一都有其名字，必然要在確實的某處給奉祀；但「實際給奉祀的」，僅只極少數沒有名字。
事實上『王爺廟』雖是極多數，或許也有例外。大體上，其中普通是奉祀一、三、五、七等尊數的『王爺』；奉祀十二尊神也是極稀有。「南鯤鯓廟」是五王爺，相同北門郡西港庄的「慶安宮」奉祀十二尊王爺。
較此更多數廟宇，恕我寡聞，未聞有此。但似有二、四之數的廟宇，或許原本是奉祀一或三尊的，因為增一尊「從祀」而變多。
試看一、三、五、七之數，十二不用說即是五與七之和。若是三倍，即得到黃叔璥所述傳說中的『王爺數』；再若進一位，即得「臺灣的三百六十王爺數」。「總數」定為三百六十的「根據」何在？我不知道，或許是基於某種意外簡單的理由，但這只不過是我自己的一個臆斷。
4﹒王醮
4—1﹒王醮的行事
接著要來看『王醮』，亦即『瘟疫神的祭典』，有每年舉行的，亦有三年舉辦一回的。北門郡西港庄的「慶安宮」是三年一次。「南鯤鯓廟」於每年舊曆四月二十六七日的『王爺誕辰』，都有盛大祭典；更於九月十五日也舉辦『秋祭』。
『王醮』行事，在臺南附近各部落及澎湖島，現在都很少看見舉行。往昔建造戎克型的『王船』，於其中乘載『王爺神像』等，放流於海或焚燒之會盛大舉行。如此，咸信該地流行之「瘟疫」，會如傳說與『瘟神』他去。
此「風俗」亦是從福建方面傳來者，是何時開始並不清楚。明‧謝肇淛《五雜俎》〈人部〉曰：
『閩俗最恨者，瘟疫之疾一起，即請『邪神』，香火奉事於庭。惴惴然朝夕拜禮，許賽不已。一切醫藥，付之罔聞。不知此病原為鬱熱所致，投以『通聖散』，開闢門戶，使陽氣發洩，自不傳染。而謹閉中門，香烟燈燭焄蒿蓬勃，病者十人九死，即幸而病癒，又令巫作法事，以紙糊船，送之水際。此船每以夜出，居人皆閉戶避之【註17】。【註17 伊能嘉矩氏《臺灣文化志‧中卷》頁四五三】
以此得知：明代福建地方有舉辦『瘟神漂流』的習俗；但在此場合，為讓一度罹患之瘟疫痊癒流去，各戶是分別作紙船的。
4—2﹒『三年王船備物建醮』之解
但是另亦有街、村，集合多數人，協力集金造雄偉『舟』漂流的習俗，以下即為《續修臺灣府志》所引用《臺灣縣志》之文句：
『臺俗尚王醮，三年一舉，取送瘟之義也。附郭、鄉村皆然。境內之人，鳩金造『木舟』。設『瘟王』三座，紙為之。延「道士」設『醮』。或二日夜、三日夜不等；總以末日盛設筵席演劇，名曰『請王』。執事儼恪，跪進酒食；既畢，將『王』置船上，凡百食物、器用、財寶，無一不具；送船入水，順流揚帆以去。或泊其岸，則其鄉多厲，必更禳之。每一醮動費數百金，省亦近百焉；雖窮鄉僻壤，莫敢恡者。』
由此知：造木舟、三座『瘟王』，三年一度放海流，「瘟疫」得免。這到底大約何時成為在臺灣、特別是以臺南為中心，舉行的「習俗」呢？原是《臺灣縣志》之文句，我想這是該「編纂者」所見的「當時事」，應大概無誤。
現存世之《臺灣縣志》是乾隆十七(1752)年的『重修臺灣縣志（王必昌總修，並非「完本」，缺最後的卷十四、卷十五2卷）』，還分別在嘉慶十二(1807)年薛志亮、道光元(1821)年鄭兼才、道光三十(1850)年薛錫熊，續有《續修臺灣縣志》問世【註18】。最早的，今已全湮滅，那是王禮等人在康熙五十九(1720)年出刊的《臺灣縣志》『十卷本』。而這最早的『十卷本』，大致上有如下文句，給康熙六十一(1722)年來臺灣的黃叔璥於其《使槎錄》〈前文〉引用。【註18 臺灣總督府圖書館「司書」市村榮編，清朝官撰「本島府縣誌類」解題〈臺灣關係誌料小解〉，文刊《愛書》第十輯（臺灣特輯號）頁205～230。※王禮主編之《臺灣縣志》『十卷本』後尋獲，由「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」民國50年6月將之出版，陳文達著《臺灣縣志》全2冊。】
有『三年王船備物建醮，《志》言之矣』，我想此處所言之《志》，當可推察為王禮等人編纂的《臺灣縣志》。「支那人」作《地方志》時，儘管時代變換，即便現已不舉行之事；只要《古書》有寫，常安逸地都延續加以引用，這種事斷非沒有。
如此看來，可知以臺南為中心之上述『送瘟習俗』，最晚也該是在「康熙年代(1662～1722)」後半，即已每三年舉行一回。（未完待續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