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臺灣時報》昭和16(1941)年2月號，頁100～106；前嶋信次〈文獻蒐集の思ひ出〉文章全譯。
〈回顧文獻之蒐集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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昭和3(1928)年初（就任「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」助手；25歲）渡臺時，並沒有特別要研究『臺灣』的決心；我仍想專心從事『東西文化交流史』，只注意該方面的文獻。就因為常去「總督府圖書館」，對坐在較低矮的閱覽席，借覽『臺灣史』相關書物留下美好回憶。逐漸熟悉臺北生活後，屢屢赴大稻埕；在當時連雅堂氏與黃春成氏共同經營的「雅堂書局」，買過連氏的《臺灣通史》，與其刊行的《閩海紀要》等書。但真的不是以蒐集『臺灣文獻』為目的。
我開始對『臺灣史』抱持較深興趣，是在其後的機緣。那是要蒐集雲南省的相關文獻，藉以逐步研究『支那文化與印度．西域文化的交流』。在昭和5年要跨入6年之時，從北京的書肆購得一部《昆明縣志》；讀其〈序文〉，知「作者」與臺灣有關係，曾編纂《彰化縣續志》。
《彰化縣續志》是何種書物？至當時為止我沒聽說過；而該書「作者」究竟是何人？我也起疑問。層層思考後，我推測或許是領臺當時居住彰化的「歷史學者」吳德功氏（1850～1924），就試著調查該氏的事蹟。結果非常有趣；結局是《彰化縣續志》作者還是不明；我閱讀了吳德功氏數本知名著作，知道臺灣的《地志》書籍大幅減少，某些甚至僅有『寫本』傳世，我感覺這很有趣，就讓我有動機要認真調查『臺灣史』。
原本就是才疏學淺，雖認真說過要努力，但是沒有留下什麼業績，唯有剩下描述自己個人心情的話語。當年曾以〈吳德功氏と彰化縣續志の著者〉為題，發表於《南方土俗》第1卷第4號（S7.4.26發行，頁91～95）。雖是閱讀價值不足夠的文章，對我而言，確實有踏入研究一途的意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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昭和7年春（4月2日），我（改任「臺南第一中學校」教諭；29歲）移住臺南，修繕「僑居」於壽町。古屋室內臨窗處，設置木机；屋外不遠處有小河流過，對岸是一片廣大的香蕉園。木棉花在岸邊綻放，散落的白色棉絮多次飛舞到窗邊。
小河往下游幾許，「大正橋」下樹立古碑記載「瀨道工事」。銘記；該處是昔時「瀨道」，據說「出水」時匯流成相當的大河，曾有人死亡。翻開〈臺灣府的古地圖〉，此河流還給明顯繪記。還有〈傳說〉鄭成功入臺灣時，負責帶領的何斌就是從這「瀨道」邊，搭乘小船脫出困境。
還例如朱一貴，此君依照富戲劇性擅長說故事者的觀點，大概是令人懷念的男子。也有〈傳說〉朱一貴在臺南時，部下起內訌，其被虐殺後，屍身給埋在河畔。頗為有趣，此河今日猶在我窗下流著。
當時，「新樓」的巴克禮博士（Thomas
Barclay；1849.11.25～1935.10.5）仍健在。市內到處都有「古碑」或樹立或傾倒。臺南風物是即便在陋巷，每個角落也盪漾著歷史的氣味。我幾乎每天是從街到街的放浪，撫視「古碑」，在古廟樑柱下佇立，往返於舊家之門，與這城市親近。手提皮包裡面，隨時都備有「拓碑」的道具。勤務終了時間我已經等得不耐煩，走到街上，給兒童成群包圍。與守廟見聞豐富的老翁閒談，也做出來若干「拓片」。
敗壞財囊，只為蒐集『臺灣相關文獻』，就是從這時期開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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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最初是要蒐集甘為霖牧師（William
Campbell；1841～1921）的著作。《荷據下的福爾摩莎（Formosa
under the Dutch；1903年在倫敦發行）》很難入手，有如喪家之犬行走街頭。某日突然間進入本町大街的基督教相關文物專賣書店（現已不存），與基督教徒的店主商談。結果店主與巴克禮博士談起，巴克禮博士就特地為我詢問倫敦的古書店，但是仍未能入手。其後我與巴克禮博士有來往，都是透過友人邀約進行，詢問甘為霖牧師的書是第一次。
當時過了不久，我看到丸善書店的古書目錄『マルゼン アナウンスメント』有ステーベル《新高登山記》與甘為霖氏的該書（這是在昭和8(1933)年的時候）。我就與「同僚」川上健三氏相談，決定川上氏買ステーベル，我買甘為霖的書；立即打『電報』。可是，川上氏的書有幸入手，而甘為霖的書業已賣掉。對此書能否入手，我愈發絕望。
但過不到20天，某日忽然看見，在我桌上有「丸善書店」寄來的書籍小包。打開一看沒有錯誤，正是甘為霖的該書；那時的喜悅至今難忘。同一作者的《臺灣傳道史（臺灣布教の成功Missionary success in Formosa；1889年倫敦發行）》，我在倫敦古書店的目錄看到，直接註文購買。當時只要送出「註文（訂單）」，書大概約50日可抵達；然後就是到「臺南郵便局」辦理外幣滙兌手續。藉由這種方法，我的藏書大部份是如此進來的。
禮密臣（J.W.Davidson；1872～1933）的《臺灣志（The island of Formosa；past and present；1903年倫敦發行）》，因為「時價」據言近100圓就很難伸出手。某一時刻忽然想到，就寫「明信片」給神戶的古書店，像對大海拋出了釣針；我注意到該書是在神戶印刷。就真的有結果，實在意外很快有反應；該巨籍僅20圓就立即給寄送過來，運氣真好。
稍微變換獵書的方向。在德國萊比錫的古書店目錄，我看見アムボール．ユアール（Camille Imbault- Huart）法文的《臺灣志（L’ili
Formose；h’stoire et description；1893年巴黎發行）有黎烈文譯《臺灣島之歷史與地誌》，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》，與ウィルト的《臺灣史》，都給我買下。因稍微高價（主要是兌換滙率的關係），記憶裡是相當心疼的。
還有，從法國的ボール．ジュトネル及メゾンヌーヴ書店；買到チリオン的《佛軍臺灣遠征史（L’Expédition francaise de Formosa，1884～1885）有黎烈文譯《法軍侵臺始末》，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》，與《孤拔提督書翰集》等書。想起チリオン的書就是用前述的「代金引換便」方式。送達通知時間是昭和7(1932)年12月31日；我慌忙地穿過歲暮的街道，進入臺南的郵務本局去提貨。至今仍可深切回憶，當時冬日臺南天空青澄，太陽暖乎乎的，在地生活長閑的光景。特別是到今日猶存的清晰記憶，往「郵便局」途中，可看見「城隍廟」前樹立的2面大古碑，其中之一是廟的圖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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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在臺南住滿8年（S7.4～S15.5辭任返鄉，37歲離開臺南），這8年對我而言，是滿載深刻追憶的期間。
某日，在本町賣支那出版物的書店，買到胡適的《四十自述》。知曉胡適的幼年時代也曾在臺南渡過；想訪其舊宅，又沒有確切地址，就在風和日麗的陽光下，從街到街漫步。我現坐在像剃刀鋒銳的東京冬夜空氣中，那暖和的臺南冬日陽光浮出腦海。當時在臺南的漫步，我曾寫文章以〈臺南行腳〉為題，獲得現在『臺灣日報』（當時名稱是『臺南新報』）的連載。
（『臺南新報』昭和15(1940)年1月的1日～10日；分散7回在第四版刊出署名「前島信次」的〈臺南行腳〉文章。第1回是在第十二版，啟頭即是寫胡適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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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臺灣，特別是『歷史』的相關文獻，有荷蘭、英、德、法語者，與支那文獻或日本文獻之外；主要的仍是臺灣自身產出者，例如熟蕃的文獻、本島人的紀錄。
前述『支那文獻』是一重要部門，對之，我採行下述方法。
先調查支那各地的「古書店」，請他們寄《目錄》來。這相當成功，僅各地「古書店」的《目錄》就集積約有七八尺高的份量。最多是北京的書店，其外蘇州、上海、杭州的亦有；我都有仔細閱讀。
其次將我調查所得的臺灣關係文獻名稱，以「謄寫版」印刷，寄送各書店，詢其店內庫存持有否。
憑藉這2個方法，獲致相當結果。有一極明確的事實，就是『臺灣文獻』多已散逸無存。施琅的《靖海記》、《平定臺灣方略》等，在北京某書店曾有，非常高價，買氣頓時消逝。上海某書店曾有極珍貴的『臺灣古地圖』，也因同樣理由無法得手，彼時之恨黏着腦裡好久好久無法甩除。
《一肚皮集》、《治臺必告錄》因算不上稀珍，讓我悄悄地入手。但另有劉永福相關的珍貴文獻，還是給別人先行買去。
因此，北京變成我的憧憬目標。常想：總要去遊歷一趟古都，在老槐樹下徘徊，逛逛琉璃廠及隆福寺的古書店，滿足自己蒐集『臺灣文獻』的心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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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『臺灣自身產出的文獻』也有許多回憶。遊「廢棄驛站」茅港尾時，與已給世人遺忘的黃清淵老人交談，獲贈其著作《茅港尾紀略》稿本，欣然走過「鐵線橋」部落而歸。
還有，到新化以南的「知母義」部落，拜訪前清進士吳士邦的生家。其子孫粗鄙堪謂『未進化人種』。堂堂『進士』、『解元』、『都閫府』等貼附金箔的匾額，掛於軒中已冷落退色，還有數枚匾額給利用成「豬舍」與「便所」的屋頂。71餘歲一老翁在該處，名「文霖」，是士邦的屘子；據其言『父在自己13歲時歿』。『文獻』等1冊也沒有留存，唯有嚼剩的甘蔗渣，散落在斜陽流淌著的客廳破磚地面。
吳士邦的『解元』是『舉人』中之最優秀者，到北京「應試」獲得第22名的『進士』，是極罕見的俊秀。子孫為何淪落至此？環視這一族人，不見品格，全無視字者。唯見破舊的「正廳」有燻黑了的「神位」，記著『誥搜雲騎尉解元．諱士邦．號毅齋．吳府君之神主』。有一狀似癡呆的青年，撥開其內側，似要顯示還有詳細文字，其實什麼也沒寫。
我靜靜地走出寒村，回想著吳士邦中『進士』的華麗風姿，與今日環繞其神位的可憐子孫們相比較，我心很暗淡。
雖然有這些『文獻』求而未得的回憶。然而，最教我羨慕的是臺南石暘睢氏藏書。石氏甚早專念於『古文獻』，蒐集了種種資料；其收藏在臺南恐怕是第一。在臺南木版印刷的鄭兼才《六亭文集（全4冊）》，石暘睢氏就持有3．4部。我把該古風高雅的木版書，一頁一頁認真閱讀；鄭兼才的一生令人懷念，我還做出他的年譜。我一直想要撰寫以（鄭兼才的一生）為題的文章，但尚未實行。我又借出石氏所藏的《臺灣採訪冊》，自己用筆抄寫。關於石氏收藏與石氏自身，後日我想專文來談，此處就不再多言。
（①『臺灣新報』明治29(1896)年12月18日第一版，刊出鄭兼才氏的〈山海賊總論〉、〈卜年修三貂嶺路記〉、〈駁淡水守口兵費不可停給議〉3篇文章。②1959年《文史薈刊》創刊號，前嶋信次賜中文稿〈鄭兼才年譜〉。參看《固園黃家．黃天橫訪談錄》頁213。）
那段時期，像國分直一氏、新垣宏一氏那樣，心愛臺南又沒頭研究的人有在增加。但在我移居臺南當初，對臺南有深入研究的，我想只有「長老」村上玉吉氏（筆名「臺陽」）。我先閱讀村上氏撰寫的（古碑研究）及其他著作，奠定對臺南的研究基礎。
而於田野實地探訪，多依靠會給各種說明的石暘睢氏。回想起來，有好幾天與石氏一同在安靜的街道上漫步。其他還有「臺南州廳」的谷田氏、「臺南史料館」的野田八平氏等人，都是對這塊土地之歷史，抱持著常人難及的關心。某夜偶然在街頭遇見一位叫做「莊松林（1909～1974）」的青年，顯然有極深造詣。交談一二個小時，別後惜無機會再見面。
得到野田八平氏帶領，訪問前清『舉人』蔡國琳的舊宅。其遺女（蔡碧吟）已成老媪，雖於交談時言『國琳氏藏書現存於二樓，堆積如山』；但僅出示國琳氏的《詩集》1册，其他都無一得見。那些藏書若今仍在，到底是包括了哪些『文獻』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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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現在歸住東京近郊。雖常去神田附近找古書，但不幸尚未遇到想要的『臺灣相關文獻』，12年歲月在臺灣貪嗜仍未飽也。從巷到巷，從街町到村落，蒐尋臺灣的舊時風貌、傳說，無止境地放浪。20歲30歲時期我的熱情若尚未失去，我不會忘記在東京街頭獵取古書時，繼續注意『臺灣關係文獻』。
還想附加一言蛇足。現在住地郊外，過了午夜12時，還可聽見「省線電車」的嘎吱聲與犬吠聲。想到過去好多年在臺北東郊或臺南王宮溪畔寓居，深夜伏在机案，遙聽見火車汽笛聲，猶在讀書。為了給「遙遠的臺灣」撰寫此篇文稿，想起來還真快樂。（▲寫作於1940.12.19。筆者現在「滿鐵東亞經濟調查局」勤務）
